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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深圳的创业者跟北京的创业者一样，都很热情，每次你只要跟大家说最兴奋的事，大家都用最兴奋的表情回应你。你们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请的两位嘉宾有一个共同点，两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干着与众不同的事情，都跟自己的行业相关，但都不太一样。另外了解他们的背景你会知道，大概30年以前，两个人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深圳这个城市多奇妙，能孕育这么长的时间。

谁来调停巴以问题？如果美国不再适合担任巴以问题的“调停人”，未来谁将来担任这一角色？巴以问题已经转变为了非常敏感的“零和博弈”议题，从根本上讲，巴以双方都围绕着与对方的冲突来构建自身的民族主义身份和政治合法性。在此背景下，调停巴以问题，不仅需要巨大的财力和物质力量为后盾，来对巴以双方内部不同声音进行安抚，还需要丰沛的知识来深刻了解巴以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些在当前都只有美国能够胜任。

事实上今年年初交易所召开的股票质押业务培训会上，监管部门已对上述两种行为表达相同意见。此次文件延续监管层态度，并形成明文规定。前述深圳券商股票质押人士谈道，“我觉得这是好事，场外股票不像场内有统一的监管要求，各家银行风控不一样，有些机构风格很激进，监管层难以透过场内数据把握场内外股票质押整体风险。现在上市公司股东不确定性情况太多，一旦在场外无法还款，其他机构的业务风险就会传导到券商，而场外的违约处置流程很麻烦。所以监管层从券商抓起，不要配合参与场外质押业务，把控券商风险。”

相反，她认为，存款压力比较大、客户比较少的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及城商行将会更加激进。“按照监管要求，各家银行都可以下调公募理财的销售起点至一万元，何时下调、一次下调多少，除了受到各家策略不同影响外，还受制于银行内部下调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准备工作是否完全到位。”某国有大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

这意味着这部分质押的股票在5月30日触及平仓线以后，在5日当天已经穿仓。从质权方情况来看，控股股东在场外质押的情况偏多。其中，在苏州信托质押的股票数量最多，达到1.25亿股；在华能贵诚信托质押3000万股；在上述两家券商合计质押了1.11亿股。

都说银行业最近几年在走下坡路，其实不是银行的人收入变少了，而是银行越来越难以“躺着赚钱”了。从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对银行业的强监管态势愈发增强。隔三岔五就有新规定、新要求，需要银行去学习、落实。包括对我们业务的导向有相应的规定，城商行前两年其实一直是高歌猛进的态势，现在的整体基调更偏向稳定，顺应监管部门的要求，回归本源。